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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不僅是詩人、思想家和作曲家的國度，更盛產科學家、工程師、技師，并以其登峰造極的制造業，尤其是機械制造和汽車業而享譽世界。這是一個理性和浪漫同舉并重的民族。

曾經身份卑微的“德國制造”，在英國工業雄霸天下的時代，毅然崛起并取而代之。目前，在機械制造業的31個部門中，德國有17個占據全球領先地位，處于前3位的部門共有27個。德國制造業被稱為“眾廠之廠”，是世界工廠的制造者。此等表現，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中國正成為世界“制造大國”，但還不是“制造強國”。我們的關鍵制造設備還是依賴德國等發達國家。

此外，我們引進德國設備、零部件和工藝，卻不能造出原裝（德國制造）產品的質量。“德國制造”已經成為“中國制造”的重要參照物。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必須研究和引進“德國制造”背后的文化因素，并克服近現代國民性的負面因素，開展一個制造業的文化再造。

德國制造的產品特性

在中國，與“德國制造”最有淵源的城市，莫過于自1897至1914年曾經作為德國遠東地區殖民地的青島市。提及這段歷史，中國人心中伴有隱痛，德國人心中伴有慚愧。而這段歷史，客觀上卻促進了青島的工業發展。而今，青島啤酒、海爾等青島品牌，還承載著“德國制造”的文化內涵。

據《青島早報》報道：2006年，德國商人亨利安來到青島投資生產大型齒輪。而在他之前，亨利安家族已經有三代生產齒輪的歷史。2010年6月，亨利安80歲的父親來到青島，父子兩人游覽到江蘇路基督教堂時，走進塔樓里看到了教堂鐘表依然在正常使用。

亨利安說：“當我們在鐘表上看到‘J.F.WEULE’這幾個字，父親就很激動，因為這是德國100多年前就有名的鐘表制造商。100多年前，J.F.WEULE鐘表的齒輪，都是我們亨利安家來供應。”保證鐘表正常運轉的齒輪有小有大，總共20多個，每一個都如102年前設計者設計的那樣，嚴絲合縫，正常運轉。教堂工作人員說，這么多年來從來沒有維修過這座鐘表，就是每三四天都要給這些齒輪涂抹一次機油。亨利安表示：“根據目前的情況，這些齒輪沒有任何問題，還能再用上300年，真要維修時，恐怕是我的曾孫一代了。”

不僅如此，青島啤酒廠100年前德國制造的釀酒設備、電機、變速箱、標貼機和選麥機等，至今還能使用。青島老市區100年前德國人留下的地下排水系統，雨污分離，設計合理，無論多大雨量都能正常運行。昔日德國總督府的家具、吊燈等每個細節的工藝都正如今天解說員面向參觀者津津樂道講解的那樣神奇，引起聽眾陣陣唏噓。

無論百年前的教堂大鐘、釀酒設備、地下排水系統、建筑與家具，還是今天的奔馳、寶馬、雙立人刀具，“德國制造”具備了如下四個基本特征：耐用（Haltbarkeit）、可靠（Zuverlaessigkeit）、安全（Sicherheit）、精密（Praezision）。這些可觸摸的特征，是德國文化在物質層面的外顯，而隱含其后的，則是“德國制造”獨特的精神文化。

德國制造文化內涵及關鍵因素對比分析

德國人“理性嚴謹”的民族性格，是其精神文化的焦點和結晶。“理性嚴謹”是黑格爾、康德的哲學；“理性嚴謹”是卡拉揚的手；“理性嚴謹”是德國足球；“理性嚴謹”更是“德國制造”的核心文化。其在制造業的具體表現，則可歸納為六大行業文化。

1.專注精神

在德國，“專注”是其“理性嚴謹”民族性格的行為方式。德國制造業者，“小事大作，小企大業”，不求規模大，但求實力強。他們幾十年、幾百年專注于一項產品領域，力圖做到最強，并成就大業。此所謂“大業”特指——“大事業”，在業內有地位、受尊敬。這些大業者，有些今天仍是中小企業，例如：Koenig&Bauer的印染壓縮機，RUD的工業用鏈，Karcher的高壓專業吸塵器都是行業的全球領袖，（尹一丁.德國小公司如何征服世界.21世紀經濟報道，2011.3.25（23）.）而有些則已經成長為大企業。“大”并不是目的，而是“強”的自然結果。這恰恰印證了老子的哲學：“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1853年由DanielStraub先生在德國小鎮蓋斯林根創建的小型金屬制品加工廠，WMF（即符騰堡金屬制品廠WuerttembergischeMetallwarenfabrik），100多年來專注于廚房用具，今天則成長為一個大企業。它是全球廚房用品頂級奢侈品牌，并成為不銹鋼廚房及餐桌餐具用品的代名詞。其產品包括餐具、鍋具、刀具、廚房器具、餐桌用品、咖啡機等，品種超過1.5萬多種。WMF一直是世界上大多數五星級酒店、高檔餐廳的指定首選，并于近年來進入我國中心城市高檔商場，是廚房中的“奔馳寶馬”。

中國制造業乃至各行業，目前還普遍存在“超常規、跨越式放量發展”的浮躁現象，耐不住寂寞和誘惑，缺乏專注精神。而華為、萬科等個別專注型企業則代表了中國企業的希望和方向。

匠人精神：“德國制造”的六大內涵

2.標準主義

德國人“理性嚴謹”的民族性格，必然演化為其生活與工作中的“標準主義”。德國人生活中的標準比比皆是，如：烹飪佐料添加量、垃圾分類規范、什么時間段居民不可出噪音、列車幾點幾分停在站臺的哪條線。他們是一個離開標準寸步難行的民族。這種標準化性格也必然被帶入其制造業。從A4紙尺寸，到樓梯的階梯間距，我們今天時常接觸的標準很多都來自德國。全球三分之二的國際機械制造標準來自“德國標準化學會標準”——DIN（DeutschesInstitutfuerNormung）。可以說，德國是世界工業標準化的發源地。DIN標準涵蓋了機械、化工、汽車、服務業等所有產業門類，超過3萬項，是“德國制造”的基礎。

標準主義在德國企業的具體表現首先是“標準為尊”。在德國制造的過程中，“標準”就是法律。尊重標準、遵守標準，就像戴安全帶和遵守紅綠燈一樣自然。其次是“標準為先”，亦即在具體的生產制造之前，先立標準。奔馳公司通過實施“標準為先”的質量文化，實現“零缺陷”目標。其有效途徑就是盡可能詳細地完善每個環節和部件的標準。“德國制造”的標準主義有著其深刻的文化淵源。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是文化的第一載體。德語語法就是德國的語言標準。德語是世界語言中標準最多的，如名詞“性數格”、動詞變位等嚴格規定。一旦掌握了德語語法，就可以造出完美的德語句子。中國人學習德語的困難，與學習“德國制造”的困難如出一轍。

對比德語，漢語屬于慧性文字。在智能文明主導的時代，難以發揮優勢。漢語語法的“多義性”與中國人處理問題的“變通性”有著密切關系。德國人無法面對和處理“不確定性”的性格，必然演變出其對于“標準化”的依賴。而中國人，對于“不確定性”的駕馭能力，似乎降低了標準化的必要性。這種能力體現在體育項目上，越小的球以及越是具備不確定性的項目，如：乒乓球以及跳水、體操等，是中國隊的壓倒優勢。

3.精確主義

對于標準的依賴、追求和堅守，必然導致對于精確的追求。而對于精確的追求，必然反過來提高標準的精度。前述“德國標準化學會標準”，DIN是世界上最高的工業標準。

德國人做事講究精確，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上，都很突出。在德語口語中，Genau，類似于Yes、Ja，即“是”或“對”，在口語交談中出現頻率最高，表示“精確”、“準確”。德國人不精確的話不說，不精確的事情不做。不少來華安裝設備的德國技師，使用帶水準儀的四腳梯子，先將梯子調試水平，再保證設備安裝的水平。

作家劉震云親自經歷了德國式的精確：“我問他們，萊茵河有多深，這讓德國人很犯難——春夏秋冬四季，河水深度都不一樣，他們不知道如何回答才最精確。”拉揚的手，曾經以德式精確，指揮柏林愛樂樂團重新演奏德國古典樂曲。他要求每個音符必須精確無誤，容不得半點含糊。是他把該樂團帶入了交響樂史上的一個巔峰時代。

德國人的精確主義，必然會帶入其制造業。據《歐洲時報》報道，德國制衣業委托一家研究所重新測量和統計有關德國人身材的數據，目的是為了獲得更準確的制衣尺寸。精確主義直接給德國制造帶來了精密的特性。

相比之下，中國語言中的高頻詞匯則是：“差不多”，在表現出中國人駕馭“不確定性”功力的同時，則也顯示了一種負面的不求精確的模糊性和隨意性。中國制造普遍精度不高的文化原因，就包括這個“差不多”文化。

4.完美主義

在專注精神、標準主義、精確主義的遞進發展中，必然產生完美主義。這四個文化要素具有明顯的遞進包含邏輯關聯。“完美主義”，是“專注精神、標準主義、精確主義”的綜合表現；而“完美至臻”則德國制造的根本特征。

追求完美（Gruendlichkeit）的工作行為表現是“一絲不茍、做事徹底”，也就是“認真”。這已經是德國人深入骨髓的性格特征。哲學家費希特在“至德意志民族”演講中強調了這個民族性格——“我們必須嚴肅認真地對待一切事物，切切不可容忍半點輕率和漫不經心的態度。”德語有一諺語：“犯錯誤，都要犯得十全十美。”德國人做什么都要徹底到位，不論是否有人監督，也不論是職業工作還是做家務，做不完美、有瑕疵就深感不安。

1984年底，海爾總裁楊綿綿負責到德國引進冰箱生產線。她曾回憶了德國工人認真的工作表現：“我在利勃海爾看到德國一個普通的做果菜盒的操作工人，注塑出來一個果菜盒，他就欣賞一下。他的動作應該稱為檢查，但我從他的眼光里看到的是一種欣賞，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欣賞。欣賞之后，他就在這個機器周圍一通忙活，讓下一個干得更好。這種精神感動了我。

我一下子看到，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認真負責的人。這個工人讓我感動了很久，給了我靈魂上的震撼。我想我們也應該這么做，要想改善自己，先從認真做事開始。”后來就開始了以“砸冰箱”為序幕的海爾制造文化再造，并由此引進德國制造業文化。

必須指出的是，德式認真，比起日式認真，其背后蘊含著深刻的美學情懷。“這片土地，飽受歐洲古典音樂浸潤滋養。”（陳晉總撰稿.大國崛起.中央電視臺，2007.）我認為，在以古典音樂為主要藝術形式的審美熏陶中，德國不僅像霍爾德林所言“詩一般地棲息”；還“美學地生活和工作”。記得我在德國學習期間，曾看到一位小伙子在墻上陶醉地揮舞刷子，猶如樂手登臺演奏。我起先以為是藝術系學生在作畫。后來發現他是個油漆工，在粉刷外墻。這與前述海爾楊綿綿總裁所提到的那個“眼光里充滿欣賞的工人”，都是在“美學地工作”。由此不難理解馬克思的美學思想——美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對象化。

5.秩序（程序）主義

“標準主義”的時間維度表現是“程序主義”，其空間表現則是“秩序主義”。而廣義的“秩序”概念卻涵蓋了“程序”，是個內涵很廣的概念。德語“秩序”（Ordnung）一詞，與本文相關的含義有：整頓、整理，整齊，調理，規則、規章，次序、順序，制度，（轉）安寧、秩序、紀律。

德國人嚴守秩序。有一諺語：“秩序是生命的一半。”德國人特別依賴和習慣于遵守秩序，離開了秩序就會感到焦慮和寸步難行。

這個秩序感首先體現在時間管理上。德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人手一冊《日程日歷》（Terminkalender），每天各時段的活動，乃至圣誕節做什么，一切日程提前計劃，而不是臨時即興決定。德國社會以及企業都是在時間坐標軸上理性地運轉著。德國人認為，與時間形成嚴密關系的人，才能理性地駕馭人生和工作，并有所成就。康德那鐘表般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就是典型。

秩序主義在具體工作中則主要表現為流程主義。例如：在某企業德國設備安裝現場，六名技師先是對著圖紙和流程圖開會研究，然后開始工作。看不到閑散窩工者，也看不到忙亂無措者。一切按照程序悄然推進。總之，德國人無論是擦玻璃、做飯，還是加工零件、安裝設備，“不論干什么都離不開雷打不動的兩個前提：一個是程序，另一個是工具。什么程序必用什么工具，什么工具必配什么程序，不得有絲毫變通。”

秩序主義的空間表現，則是物品放置的條理性。無論是家庭中的杯子、碟子，還是領帶、襯衣，乃至工作場所的文件、工具等物品，都擺放井然有序；否則便找不到東西。所以，加上德國人的潔癖，在德國企業無需推行5S（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素養），一切都在自覺之中。

6.厚實精神

以上“專注主義”、“標準主義”、“精確主義”、“完美主義”、“秩序主義”，是德國制造業文化的“工具理性”層面。而“德國制造”的堅固耐用，還有其深刻的“價值理性”基礎。這就是曾一度被譽為普魯士精神，并繼而成為全德意志人精神的“責任感、刻苦、服從、可靠和誠實。”（陳俊森，樊葳葳主編.外國文化與交際.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77.）其中的“責任感、可靠和誠實”，可以用中文的“厚道實在”表達，簡稱“厚實精神”。這使得“德國制造”在設計和材料使用上，實實在在地考慮用戶利益，注重內在質量，勝過外觀和華而不實的功能。德國汽車的安全系數和耐用性，明顯超過一些競爭對手。

“責任感、可靠和誠實”使得德國無假貨，并且貨真價實。“責任感”使得德國嚴肅地承擔戰爭責任，而得到國際社會接納，并于目前成為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德國人對工作負責、對客戶負責、對產品負責，并以人的可靠和誠實，保證了產品的可靠和真實。總之，“德國制造”的厚實外觀與表現，來自于其制造者的厚實精神。

中國制造業的文化再造

借鑒德國六大制造業文化，中國制造業必須以開放的胸懷進行文化再造。文化再造的重點是“理性”，難點是“國民性改造”。

萬明坤指出：“德國人并不把勤儉務實、遵紀守法當作是一種對自己難受的約束；也不把忠厚誠實、信守承諾看作是一種付出。他們自覺地這樣做完全是出于一種理性的考慮，即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個社會高效而有序地運轉。這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應有的素質，也是一個現代國家必不可少的條件和重要標志。一個理性的民族才是一個真正成熟的民族。”（季羨林等著，萬明坤等主編.旅德追憶：20世紀幾代中國留德學者回憶錄.商務印書館，2000：503.）費孝通也呼吁：“我們與西方比，缺了‘文藝復興’一段，缺乏個人對理性的重視，這個方面，我們也需要補課，這決定著人的素質。現代化的發展速度很快，沒有很好的素質，就無法適應現代化的要求。這是個文化問題，要更深一層去看。”總之，現代化就是“理性化”。而這方面，“德國制造”做出了典范。這個“理性化”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

“專注主義”、“標準主義”、“精確主義”、“完美主義”、“秩序主義”這五大工具理性，是我國制造業必須經由德國引進的。

建設嚴謹理性的制造業文化，最大的障礙是近現代國民性。我們的老祖宗，并不是今天的樣子；我們的明清家具，釘是釘、鉚是鉚。只是在近現代，由于離道失德，出現了所謂頗具負面含義的國民性問題。當年魯迅曾把中國落后的原因歸結為國民性問題，并特別提出，“不認真和做戲”是中國落后的原因，必須改掉。

關于國人不認真的一個經典觀點來自美國人亞瑟？史密斯所著《中國人德行》。他指出：“中國人不守時、不精確、不認真，是對待事物特有的幽默。”魯迅對此書極為重視，并稱此書足以“立此存照”，希望國人把它當做鏡子，“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作功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贊賞，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魯迅一生致力于用文學改造國民性。然而，在宏觀社會層面，文學只能描寫國民性，并無法改造國民性。

在微觀的社會組織層面，我們可以用企業文化來改造國民性。張瑞敏指出：“名牌也應該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如果是一個名牌，一定有豐富的文化含量，因為一個名牌是名牌創造者素質的外化，或者說名牌是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素質的外化。員工的素質高，才能夠創造出名牌。”海爾員工素質提高的必要途徑就在于利用企業文化，改造了海爾員工的國民性。張瑞敏對于中國人的做事習性曾作過準確概括：“中國人做事不認真，不到位，每天工作欠缺一點，天長日久就成為落后的頑癥。”

海爾以“砸冰箱”文化儀式為序幕、以OEC制度為落地手段，經過20多年的努力，終于最大限度地根治了不認真的國民性，建立了認真文化，并成就了一個世界名牌。因此，我們可以借鑒海爾經驗，從改造國民性的高度來再造中國制造業文化。

此外，在價值理性層面，中國不像西方，以宗教文化為基礎，是“有教堂的市場經濟”。中國以道德文化為特征，“道德”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我們必須尊道貴德，弘揚民族固有的“厚道精神”，以制造出厚道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