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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制造業發展已步入爬坡過坎、由大變強的重要關口

2011年3月份，美國經濟咨詢機構環球透視公司(IHS Global Insight)的報告指出，2010年中國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達到19.8%，高于美國的19.4%，位列世界第一。自19世紀中葉迄今，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歷程，我國又重新回到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的位置。當前，我國制造業已經站到了“由大變強”新的歷史起點上，未來挑戰很大，但機會也更多，亟須確立新的戰略目標，制定新的行動計劃。

(一)我國作為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的地位更加鞏固

2014年，我國工業增加值達22.8萬億元，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工業制成品出口居世界第一;56家制造業企業入選“財富世界500強”，居世界第二，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的地位更加鞏固。具體來看：

一是重點行業競爭力明顯提升。在通信設備領域，自主研發的TD-LTE-Advanced成為4G國際標準之一，TD-SCDMA基帶芯片市場占有率超過50%，華為、中興在全球通信設備制造商中分別位居第一、第五位。在發電設備領域，百萬千瓦級超超臨界火電機組、百萬千瓦級核電機組、百萬千瓦級水電機組等重大技術裝備研制成功，并得到市場化應用。在高端裝備領域，智能制造、高速軌道交通、海洋工程等行業快速發展，海洋工程裝備接單量占世界市場份額29.5%。在原材料領域，電解鋁大型預焙槽及異型陰極槽技術、富氧銅冶煉技術等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新型干法水泥生產線已占海外市場的40%。

二是自主創新能力明顯增強。“十二五”前四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研發活動的比例增加120%，研發人員和研發支出增加1倍以上。目前，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支出占全社會研發支出(R&D)比重達到69%，9個工業領域專利申請占國內全部專利申請總量的83%。我國制造業自主創新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比如“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已連續四次蟬聯世界超算排行榜冠軍;“高分二號”衛星推動民用遙感精度達到亞米級高分辨率;4500米深海遙控無人潛水器作業系統海試成功;TD-LTE關鍵后續技術創新發展成效顯著，5G通信研發提上日程。

三是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穩步推進。這些年來，工信部按照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要求，大力推進兩化融合專項行動計劃，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目前，工業企業數字化工具普及率達54%，其中，航天、航空、機械、船舶、汽車、軌道交通裝備等行業數字化工具普及率已超過85%;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生產線數控裝備比重已經達到30%，近5年年均增長4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工業機器人新增3.65萬臺，成為全球第一大應用市場，智能制造引領工業企業步入信息化綜合集成新階段。

四是軍民融合發展不斷深入。先進軍用技術在民用領域轉化和應用比例大幅提升，民品產業比重超過70%;社會資本進入軍工領域取得新進展，獲得武器裝備研發生產許可證的民營生產企業占比達到2/3。

五是節能減排成效明顯。“十二五”前四年，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水耗累計下降21%和28%。電解鋁綜合能耗低于13500千瓦時/噸，處于世界領先水平。淘汰落后產能取得重要進展，截至2014年底，淘汰煉鋼7538萬噸、煉鐵6928萬噸、電解鋁160萬噸、水泥5.69億噸、平板玻璃1.52億重量箱，提前完成“十二五”淘汰任務。

六是產業集約集聚發展水平不斷提升。重大產業布局持續優化，鋼鐵產業布局逐漸向沿海沿江和貼近市場調整，高載能行業逐步向資源能源富集地轉移，加工產能逐步向應用地區轉移。產業組織結構不斷優化，2014年汽車銷量前十名企業生產集中度達90%。

(二)我國與世界制造強國的差距仍然明顯

一是部分關鍵核心技術缺失，產品質量水平不高。產業發展需要的高端裝備、核心領域的芯片和控制系統等很多依賴進口。2013年，我國集成電路進口額2313.4億美元，超過石油成為國內第一進口大戶。近八成的芯片依賴于進口，其中高端芯片進口率超過九成。產品質量和技術標準整體水平不高，出口產品長期處于國外召回問題產品數量首位。

二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形勢嚴峻。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傳統行業產能總量過剩與結構性過剩并存，部分新興產業也出現產能過剩苗頭，導致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產業系統性風險加大。

三是資源環境約束趨緊。2014年，我國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的對外依存度分別高達59.9%、32.2%和78.5%，資源安全狀況堪憂。相當多的地區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大氣污染、重點流域水污染、土壤重金屬污染嚴重。

四是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逐漸減弱。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人口紅利正在流失。同時，原材料、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企業的生產成本。預計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制造業要素成本將進入長期上升通道。

五是體制機制束縛問題突出。土地、資源、能源等要素價格改革滯后，國有企業亟待深化改革，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有待加強，部分壟斷行業改革進展比較緩慢，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創新創業活力難以有效釋放，實體經濟發展環境亟待改善。

(三)我國制造強國建設迎來歷史性的戰略機遇期

一是開啟了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制度紅利”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陸續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不斷加大。深化金融改革，將引導資金要素向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重點領域流動和集聚，加強對小微企業和創新創業的服務，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深化財稅改革，將有效降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稅費負擔，加快培育新業態新模式，有效發揮政府資金在支持新興產業發展、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中的杠桿作用和放大效應。深化要素價格改革，將理順水、電、天然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促進市場競爭，破除壟斷，撬動社會資本投資，推動制造業結構調整和效率提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將激發國有制造業企業活力，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制造業重點領域集中。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將放松準入管制、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同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將為制造業發展提供堅強的法治保障。

二是步入了基于高素質勞動者的“新人口紅利”期。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轉變，傳統的人口數量紅利逐步減弱。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為9.37億，比上年減少345萬，這是歷史上首次出現下降。2013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再減少244萬，勞動力數量拐點已經出現。但同時，以高素質勞動者為特征的“新人口紅利”開始顯現。我國每年大學畢業生總數高達700多萬人，十年下來就差不多等于一個德國的總人口。這表明，在“人口數量紅利”趨弱的同時，新的“人口質量紅利”時代即將開啟，我國制造業有很大可能在“新人口紅利”的推動下進入創新驅動、產業升級的新增長階段。一系列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如產業層次偏低、技術對外依存度高、產業大而不強等等，可望在新一輪人口紅利周期中得到改善和解決。

三是邁進了基于創新驅動的“新資源紅利”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持續高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支撐就是來自土地、礦產等傳統資源的開發和消耗。如今，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等問題日益嚴重，舊的資源紅利正在逐步減弱甚至消失。據統計，2013年全國因建設占用等原因減少耕地面積35.47萬公頃，資源枯竭型城市達到69座，原油、鐵礦石等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超過50%。我國要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就必須轉變傳統發展模式，從主要依靠資源要素投入，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充分利用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的“新資源紅利”。一方面，通過創新，從過去主要依靠勞動力、土地等傳統要素資源轉到主要依靠科技、信息等新的要素資源驅動發展上來;另一方面，通過創新，使各類要素資源的配置得到優化，釋放經濟發展的巨大潛能。

四是迎來了基于“一帶一路”戰略的“新全球化紅利”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對外經濟形勢出現重大轉變。國內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資源能源對外依存度持續攀升，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所獲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紅利”正在日趨弱化。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我們亟須加強戰略謀劃，構建新的國際競爭優勢。為此，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推動產業、市場、資本和資源能源對外深度融合，實現高水平“引進來”和大規模“走出去”共同發展，成為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引領我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的強力引擎。就制造業而言，不僅可以為我國產業升級留出發展空間，也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整合、配置和利用各類發展資源，推動我國制造業向價值鏈高端邁進，提升“中國制造”的全球影響力，加快制造強國建設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