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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都去送外賣了，中國的制造業怎么辦？

2020-7-28 13:38:38
來源:中國鍛壓網

來自中國西北固原農村的高治曉，戴著頭盔口罩，一身黃衣跨在電動車上，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面。高治曉吸引這本國際大刊目光的原因，是“當世界停止時”，他與300萬名外賣同行一起，仍馳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撐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與此同時，美國的配送員們為躲避新冠病毒，卻在要求帶薪休假。

從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團與餓了么累計新增的超200萬外賣騎手中，有近三成來自制造業工人，有超八成是40歲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區工廠打工”還是內地無數待業青年的第一選擇，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遞、送外賣，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優先職業選項。

中國急速壯大的快遞外賣業，如同一塊迅速膨脹的海綿，正吸納著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曾經忙碌在工廠層層流水線上的“打工仔”們，創造了中國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如今奔馳在城市毛細血管般配送線上的各路騎手們，也被看作中國新興的電子商務經濟引領全球潮流的標志之一。但從本質而言，這一勞動力群體的轉移，實質上是從過去的低端加工制造業轉入到服務業中同樣相對低端的快遞外賣行業。

時代的風口

進入工廠曾是一代人的夢想。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號角響遍中國大地，曾經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頭：進城打工。

這是中國的第一批農民工，也是中國“制造工廠”時代的主力軍。他們浩浩蕩蕩奔涌入城，進入各種鑄造廠、紡織廠、裝配流水線、建筑工地，人人以進廠當工人為榮，努力扮演著巨大工業機器中的無數“螺絲釘”，撐起了廣東、福建、江浙等省份制造業的半壁江山。

以制造業強市廣州為例。據不完全統計，1976年流入廣州的民工尚不足兩萬人。自1980年起，進城務工農民開始迅猛增長，1987年已猛增至45萬人。那是中國制造業發展的黃金時代。到1988年，中國農民工總量已達1.2億左右。廣東、福建、江浙等東部沿海地區成為農民工流動最為活躍的地區。

“在上一代人眼里，進廠子打工就是一個好工作。”在苗森看來，他們這代人與父輩的職業選擇已經完全不同了。轉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機械工廠做裝卸工人，這是一份親戚托人幫忙才得到的工作。

2006年~2014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平均年齡從26歲一路升高至34歲。相比父輩，新一代農民工基本具備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明顯高于父輩普遍的小學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程度拔高了職業選擇標準，相比枯燥重復的流水線工人，近十年間迅速發展的生活服務業中的新興崗位，正在成為他們更青睞的新去處。

新生代農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興行業，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撐他們走上互聯網行業中的核心崗位，而互聯網產業生態中新興的大量基礎性、邊緣性崗位，成了他們中多數人的職業選擇。快遞與外賣行業正是這樣的典型。互聯網生態的擴張，把中國的快遞業和外賣業送上了發展的高速路。無論制造業還是生活服務業，4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都是最受歡迎的勞動力。而如今，工廠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已經遠遠落后于快遞、外賣等新興服務業。在各大招聘網站上，大多數工廠招工的年齡限制仍卡在20～40歲之間，薪資范圍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輪休制居多。可招聘啟事掛了一段時間，工廠老板們發現，這個年齡段的人不好招，這些人更愿意加入到快遞、外賣等新興行業的大軍中，用更自由的時間換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團外賣和餓了么數據顯示，2019年，在美團外賣的400萬名騎手中，20～40歲年齡段騎手占比高達83.7％。在餓了么的300萬名騎手中，平均年齡31歲，90后占比約為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來，工廠工人和外賣員的工作體驗是完全不一樣的。此前，苗森在一個郊區的機械工廠做裝卸工，廠房和宿舍在一起。他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跟著來回運送的貨車裝卸，有時也在車間里幫忙做包裝、搬運之類的活兒，老板說是“上六休一”，但忙起來也會連續加班。

“每天都待在廠子里，搬東西很累，還要被呼來喝去的。”苗森直言，“我們這個年紀的，誰會喜歡這樣的工作呢？錢又不多。”相比之下，騎手工作看起來具有“時間自由”“多勞多得”的優點，這對曾經工作定薪不定時的苗森來說，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響就業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員就業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外賣騎手平均月薪為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騎手平均薪資達9121元。

而在傳統制造業工廠則是另一番景象。企業主不會拿出動輒七八千元的工資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制造業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70494元，絕對薪資不及快遞外賣員群體。

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又給制造業蒙上了一層陰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1～4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沖擊下，許多工廠的營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并不現實。

“農民工大量流向服務業，應該怪制造業工資太低。”章錚直言，“農民工是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方。制造業企業為了降成本，當然希望工資越低越好。但農民工同時又是消費品和商品房市場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過農民工城鎮化、市民化來擴大有關市場的需求，首先就得解決農民工收入太低、沒有經濟能力進城的問題。”

機器人將人擠出車間

年輕一代不再青睞工廠，除了薪酬、個人就業意愿層面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制造業工廠智能化、自動化設備的日益完善，則從根本上削減了工廠對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現在我們的工廠生產線已基本實現全自動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知名內衣品牌都市麗人集團人力資源副總裁潘紀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服裝生產線上，裁剪、縫制、檢測、物流、標準零部件裝配等主要環節，基本都可以實現自動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潘紀剛坦言，添置自動化設備的動力，正是近年來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一線工人的用工成本幾乎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長，加之一線工人流動性大，不穩定，培訓時間、熟練度也會影響企業的人力成本。”技術迭代下，外賣員成了國內制造業工人轉行的主要選擇之一，工人轉行的外賣員成了行業主流。數據顯示，在餓了么300萬名騎手中，有15％的外賣騎手是工人轉型，占比最高。美團外賣在疫情期間新增的100萬外賣騎手中，有27.2％來自制造業企業，也占比最高。

面對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轟：“當下年輕人寧愿去做物業保安，寧愿去送外賣，也不愿意去工廠了，這是目前國內制造業的困境，年輕人不能老是去送外賣！”

潘紀剛也發現，雖然普工的“用工荒”幾乎不再，但對口高級技工依然稀缺，尤其是一些專業高級技師，市場薪資已經開到了萬元以上，依然應者寥寥。實際上，制造業普工易招、高級技工稀缺的局面存在已久。在勞動力市場上，求人倍率指的是在一個統計周期內，有效需求人數與有效求職人數之比。以制造業大省江蘇為例，近年該省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以上的水平。這意味著，平均1位高級技工有2個以上崗位可挑選，遠高于普通崗位約1的求人倍率。“如今高級技工緊缺現象已逐步從東部沿海擴散至中西部地區，從季節性演變為經常性，供需矛盾突出。”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孫文凱對此表示。

受疫情影響，今年勞動力市場需求下降明顯。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人社部發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關數據顯示，盡管受季節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疊加影響，市場用人需求和求職人員數量同比收縮，但各技術等級或專業技術職稱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均大于2.0。

在技術性失業浪潮后，未來的就業門檻將提高，知識型、技能型勞動力將成為主流。“2010年以前，只要是個勞動力就能找到工作。但今后不會了，傳統制造業的勞動密集型崗位需求會越來越小。”屈小博直言，“今后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知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和勞動密集型崗位的收入差距也會進一步拉大。” 盡管如此，不管企業如何為“技工荒”而頭疼，社會各界如何呼吁重視職業技術教育，收入相對較高的技工，即使是高級技工，也依舊很難成為年輕人的優先職業選項。從一個基層勞動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當的薪資區間下，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遞外賣員，花費更高的培養成本、冒著更大風險去學習高級技工，則顯得投入產出比更低。

雖然企業愿意在工資福利上向高級技工“多支付一些”，甚至愿意高價到勞動力市場上去挖人。“但企業招聘這樣的高薪技工也是有前提條件的。”章錚指出，一言以蔽之，企業追求“靈活用工”，技工追求職業穩定。

由于高級技工所學技術通常是專用于某一行業、某一工種，技術層次越高，技術的專用性往往也越強。技工如果改行，他經多年學習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會全部或大部分報廢。因此，在決定是否學習某一門技術時，對口工作的待遇和穩定性就成了他們考慮的關鍵因素。以智能手機屏幕的打磨拋光工作為例。過去，手機屏幕玻璃的打磨拋光需要工人來做，這一技能需要至少三年的學習培養，才能達到高級技工水平。但隨著智能終端的需求爆發，自動化手機屏幕玻璃精雕機開始在面板生產行業中普及，迅速替代了傳統的人工打磨崗位。“實際上，機器對人的替代不意味著完全的崗位損失。”屈小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技術會替代一部分傳統低技能工作崗位，也會創造出一批人機協作等新技術崗位。以格力集團在2018年的大規模轉崗培訓為例，對崗位被替代的工人進行再培訓、上新崗，可以實現既不大規模裁員，又大幅提高生產效率。”

作為基礎制造業的重要一員，2020年9月22-24日，眾多行業專家、技術學者將齊聚浙江嘉興，參加“2020鍛造自動化及信息化技術研討會暨浙江精衛特機床有限公司10周年慶典”，逆勢而上，共覓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