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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據國內媒體報道，中國出口廠商開始集體漲價。原材料價格上漲、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人民幣升值，使風靡全球的“中國制造”面臨壓力。
在不久前結束的廣交會上，不少行業漲價幅度更是達到了10%到20%。
    從前兩年的民工荒到今年的集體漲價，曾經爭議很大的“中國廉價資源是否即將耗盡”的辯論答案終于開始浮出水面：“中國制造”將面臨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金融環境的三重壓力，進入一個相當長的漲價周期。
    事實上，這個周期是很多國家發展歷程上的必經之路，參考其他國家的應對之策，找到中國自己的“漲價方案”是當務之急。世界上應對制造業成本上升成功的案例就在中國身邊——我們的鄰居，日本和韓國。
    在近代經濟發展史上，日本也是一個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日本人口約為1.3億，是中國的1/10，但國土面積卻只有中國的1/25，從這點可以判斷日本是一個有著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國家。
    一般認為，日本戰后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從1950年開始的，伴隨而來的是工人工資水平的高速增長，從1954年到1960年日本制造業工人的年均工資增長率達到了3.61%。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工人的工資年均增長率，依舊保持在6%以上。僅從人力成本來看，日本經歷了長達20年的制造業漲價“周期”，而且人力成本上升比較明顯。
    日本應對制造業成本上升的對策尤其值得參考，人力成本上升的另一面是國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費能力的增加，隨之而來的是日本的內需在“漲價期”內被迅速放大。日本政府適時啟動了拉動內需的政策，占國內人口大多數的工人階層成為日本產品的積極購買者，這為日本公司的崛起創造了穩定的環境。一直以來，日本的出口依存率實際上并不高，一般只在7%～9%之間。
    而高人力成本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在于推動投資的擴大，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由于工資水平的上升，使得相對勞動力而言，資產設備的價格變得“便宜”起來。于是企業不斷地加大設備投資的力度，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這樣又同時又推動了產業的升級。最終，日本公司成為世界上最出色的高科技公司。
    日本的例子對我們的啟示是，在“漲價期”要重視不斷增長的內需，同時引導企業增加技術投資。而另一個深層的暗示是，在“漲價期”特別要注意國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因為只有漲價帶來的民眾收入的增加能比較均衡地分配給社會各個階層，才能起到拉動內需、促進技術投資的作用。
    韓國則是另一個例子。由于韓國市場狹小，韓國制造一直處在一個必須不斷向海外擴展的階段。上世紀80年代韓國制造也進入了高成本期，1975年以來，韓國工資水平與美國的比例從5%增加至50%，韓國不再是“遠東廉價國”，同時韓國還面臨著巨大的貨幣升值壓力。
    從表面來看，韓國制造能安度這一時期得益于不斷提高的研發投入和產品創新，但是其深層原因還在于國家扶植大企業的發展，“舉全國之力”扶植的大企業也許在短期內代表著壟斷和不公，但是大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的確有利于幫助韓國度過成本迅速高漲的時期，并對穩定國家收支有著重大貢獻。另外，“韓國制造”也格外重視金融產業的配套，在韓國股市,制造業的比重高達60%。
    韓國給中國的啟示是制造業成本上升決不只是中小企業中小制造商的問題，大企業更應當重視這一危機，并利用自己的科技和創新優勢保持國際競爭力。